《老兵乡愁》之九：迎来布谷唤新潮
迎来布谷唤新潮
方祖岐（原南京军区政委、上将）
走出家门的人，常常会有第二故乡。所谓第二故乡，应是指除故乡以外居住较久、眷恋较多的地方。如此说来，称得上我第二故乡的有吉林四平、辽宁沈阳和江苏南京。我在这三个城市住的时间都相当或超过故乡靖江的15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这里，我想说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四平的一些往事。
四平在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与国民党军队曾在这里展开“四战四平”的争夺战，并最终赢得胜利，因此，该市誉称“英雄城”。建国后，这里驻扎有一支坦克部队，我就是这支部队中的一名基层军官。我在这里成家立业，并迎来了全国性的土改、“三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社会大变革和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不难看出，这期间实际上是我们党和国家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时刻。有成功，也有失败；喜事多多，挫折也不少。谁都清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国，除了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没有别的灵丹妙药。至今，我难忘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更难忘那个时候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我结婚成家的时候比老一辈好多了，起码不再像战争年代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但也只是男女双方把生活用品合在一起，这就成了家。女方的“陪嫁品”是妻子魏忠莲带在身边的一个装肥皂的包装木箱（后来改装成鸡笼养鸡生蛋供新生女儿增添营养），男方的“礼品”是父亲从老家寄来的两床印花被面，陪伴了我们十余年。婚礼十分简朴，就是买几斤糖、邀身边20几个同志在会议室热闹热闹，没有亲属在场，更没有婚宴。但“规格”不低，师政委亲自参加。那时候部队上下级关系非常平和、亲近，他说来就来了，并不讲究什么“身份”、“规格”。当时基层干部结婚后普遍没有真正的“家”，大家都住在集体宿舍，轮流过“星期六”。到星期六这一天，“光棍们”到别处挤一挤，把房间让给已经结婚的夫妻。这个习惯从我开始才慢慢改变，当时我分到了一间小房，是从前一个资本家的大楼的门卫房，面积18平方米，有里外间，外间接客，里间住人。不久，又有一个同志要结婚，我提出让他住到我这里来，这样，里外间隔开，每家9平方米。屋里只有一盘火炕，一桌一椅，别的什么也没有，做饭就在炕台上，碗筷摆在钉到墙面的木板上，这就是我的“家”。记得当年结婚第二天我就去沈阳开会，是领导关心从幼儿园派一位女老师来陪伴新娘。这在当时也很正常，因为“工作第一、事业为重”的观念从上到下都习以为常。我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年，房子实在破旧，透风漏雨，经常要修理，此时到哪里去住呢？令我感动的是师领导“争”着让我临时住进他们家，这样，我们夫妻俩曾先后在师长和政治部主任家住过。直到我升任组织科副科长，才调整住到一处有20多平方米的新家。
成家不容易，但要把这个家维持下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亦即我刚成家的时候，我国遭遇了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工作指导上有“左”的失误，国际上赫鲁晓夫又逼债（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提供军事装备的欠款），全国出现了难以想像的经济困难，许多地方老百姓吃不饱，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连毛泽东主席也规定自己不吃肉了。我们部队虽说是吃“皇粮”的，生活有保障，但在执行口粮标准时会节约一两斤，省下来的粮食用于支援灾区。由于很少吃上鱼、肉、蛋，大家饭量大增，所以发明了“增量法”，即把粮食用水浸泡后再煮，这样，米粒撑大了，当然不好吃，但却能一时填饱肚子。尽管这样，有时还要吃一点用苞米杆做的“代食品”。在各级领导的带头和倡导下，部队中普遍出现了干部、党团员给群众，老兵给新兵“让饭”的感人场面。碰上吃馒头、包子之类的时候，有些干部、党团员吃一两个就走开了，心里想的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种同甘共苦的场面，今天想起来，让我既心酸又振奋。
在那个年代，物资缺乏，买什么都要票（卷）。诸如：粮票、油票、布票、线票、糖票、白菜票、土豆票、豆腐票等等，鱼、肉、蛋、烟、酒等是凭证定量供应，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记得有一年春节，爱人凭证领到二两鱼，也就是两小条，我们架铁丝在火炉上烤熟，至今也忘不了那种香味。后来我到团里去当副政委了，儿子最盼望的就是我回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吃到猪耳朵肉。当时每人每月半斤熟肉票，不等丈夫回来，妻子是不会动用肉票的。现在儿子已经有孙女了，他每次从东北到南方来，我还是忘不了给他吃猪耳朵肉。
艰苦奋斗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记得那时从师团领导到机关干部，都组织起来到生产点和连队参加播种、锄草、收割等生产劳动，以求在标准外有点伙食补助，并解决一些临时困难。那时东北大地还处在广种薄收时期，部队很少有牛马，主要靠人力耕作。种地的垅沟很长，一眼望不到头，锄起草来实在艰难，而且常常是饿着肚子在拼。大家对天气预报特别关心，盼望“老天爷”下雨有个好收成。那些年我的工作很紧张、很累，伙食又不好，因此，身体有点吃不消了，1米70的身高，体重只有102斤，多次在操场、井台、庄稼地等地方晕倒。领导对我十分关心，劝我去师卫生营（医院）休养一段时间，我觉得工作离不开就没有去。没想到的是，专门给我补助了两盒战备肉罐头和15斤碎黄豆瓣（黄豆筛选后落在筛子下面的碎片），这在当时是多么“特殊”的待遇呀！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心里总是热呼呼的、激情难抑。
战胜困难主要不是靠“老天爷”，而是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纠正了吃“大锅饭”、刮共产风等问题，使经济状况逐渐好起来，后来又粉碎了“四人帮”，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我曾写《夏锄歌》七律一首，回顾这一段经历和对未来的展望：
条条旱裂垅沟槽，阵阵腔鸣举耙刀。
俯首颠颠弹嫩叶，精心翼翼剔芜蒿。
灾多何畏添磨难，粮少更需挺劲腰。
只盼惊雷招阵雨，迎来布谷唤新潮。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总是要往前走。但我觉得，过去是我们曾经的起点，今天也会成为过去；在我们前进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过去的优良传统和一切美好的东西，这样，前进就是美好的积累和开创，就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6年4月3日于南京富贵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