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界“红包评论”何时休？
近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七届三次全委会上，评论家们多次提到“红包评论”，拿人“红包”，就要替作家“说话”。这被认为是当前阻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发展的“重症”所在。记者联想到书画界其实又何尝不是呢？但南京某大学美术史论教授认为，书画评论家应该得到劳动报酬，书画家能出售作品赚钱，我们评论家为什么不能？难听一点说，社会有腐败环境，评论和批评本身也难幸免。“红包评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一种好的评论报酬制度。
一、市场“潜规则”：五百元至一万元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艺术评论界有一个大致“红包评论”的市场“潜规则”：以千字计算，写一篇评论文章， “关系户”至少500元，无关系者1000元至2000元(不含出席研讨会吃、住、行等费用)。当然，这个标准仅仅指一般评论家，如果要找知名艺术评论家写评论则更高，一般为每篇艺评文章3000至5000元，最高的可达千字万元。如果出席作品研讨会，则在以上标准上，增加吃、住、行及赠品，其费用要看接待规格。记者亲眼所见， 南京某知名书画家自己写好评论文章，只请北京某著名评论家署名而已，其费用稍低于以上花费。这种现象也不是个别情况。在这个“艺术潜规则”中，书画家和评论家的“关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评论界有句话叫“只要关系铁，什么都好说”。
二、评论目的：找人“抬轿子”出名
对于书画界的这种现象，江苏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著名画家陈新建尖锐地指出：“这是全国普遍现象，而且不局限在评论界，各行各业都一样，有些还是变相红包。现在是商品社会，人人都想挣钱，想出名，出版业也是商业环节一部分，所以书画作品出来后，都想造成些社会影响。但这些开研讨会的人里，绝对是想出名的占多数。现在好多书画家拒绝开研讨会，因为没有意思，大多数研讨会都是弟兄哥们儿来吹一吹，抬轿子，吹喇叭，挠挠痒。”他认为“红包与评论”二者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在当下出现了“联姻”现象:一是与中国的大环境有着必然关系,世界多极、经济多元、文艺多样了；二是画家心态普遍心浮气躁,像得了流感,文艺批评家没能有效抗体,居然很快被传染上了,这样他们成了”病友”,失去了价值观。 在一般研讨会上，每个评论家拿红包的多少都是互相保密的，红包“不透明”，因此陈新建称这是“一个势力的潜规则，不是务实的潜规则”。
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家认为，这个现象的产生和社会风气有关，社会有腐败环境，评论和批评本身也在所难幸。现在人都很“聪明”，研讨会上说说好话，文章里多吹捧一下，书画家高兴，办活动的人高兴，皆大欢喜。但问题是这和批评的底线、批评的道德要求不符，什么是真批评？巴结吹捧算什么“艺术批评”？
三、各方回应：劳动应得到回报
尽管大家对红包评论都持反对意见，但也有人认为艺术评论家付出的劳动得到报酬是无可厚非的。笔者认为，在我国评论家只是一个社会角色，而非一个职业，一般的评论家都有其他的工作，如大学教授或者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但其作为“评论家”是没有“工资”的。“红包评论”是借用词，它的本质是批评家对某作品发表看法时有没有拿对方报酬，有没有被对方收买。但评论家经常面对一些很看不上眼的“垃圾”作品，也会付出很多心血去“阅读和研究”。
“要你开研讨会、要你写文章评论，但你有另外的文化消费，你有看不完的经典，读不完的名著，有很多的消遣，为什么偏要去看垃圾作品呢？”陈新建说。“我看了一批让人恶心的文化垃圾，我本身受了那么多痛苦，区区千儿八百元就可以换回来吗？”他认为艺评家的“红包”挣得很痛苦，因为批评付出的代价和收入根本不成正比，一批作品看几遍写个千字文，真是个苦差事。
四、专家建议：让报酬制度化
对书画界的这个“流行病”，有没有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案”呢？这就要先了解一下国外的艺术评论。在欧美国家，评论家和画家根本不见面，因为他们很忌讳见面，认为见面的话写艺术评论就可能带来倾向性，带有感情色彩，就会说假话。在报酬上，艺术评论家则享有非常高的稿费，有时一篇优秀的评论稿酬便可让他们衣食无忧。但我们国家的传统是更看重人情，因而制定一个“游戏规则”是所有人期望的。
在我国目前没有高额的稿酬给艺术评论家的现状下，如何改变“红包评论”满天飞的现状呢？中国国家画院一位著名画家说：“关于评论家的报酬，应该有一个方方面面认可的游戏规则和标准，评论家的劳动报酬是必须付的，任何人都应按照规则办事。建议搞一个联系、策划、批评的机构，什么样的作品要评论应该给多少钱，什么样的人物应该多少标准，这尽管有点恶心，把艺术评论家弄得跟坐台小姐一样，但关键是这个标准是公开公平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暗箱操作’的余地，但可能这只是个近于理想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