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独具慧眼的美术史研究
浙江海宁的徐邦达是20世纪中国古书画鉴定界的重要人物，人称“徐半尺”或“国眼”。大半个世纪以来，徐邦达过目古书画作品数量甚多，在中国古书画鉴定领域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在大半个世纪的古书画鉴定生涯中，著述甚丰，自2005年起由故宫博物院陆续重新编校出版，共16册，包括：《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书法》、《古书画过眼要录——隋、唐、五代、宋绘画》、《从谈琐考》和《论文选辑》。此外，尚有徐邦达个人自作自书的诗词选、自作的书画作品选以及书画题跋墨迹选等。然而，对于他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贡献，却很少有人注意。
多年来，徐邦达在从事书画鉴定研究之余，在中国美术史领域的研究，独具慧眼，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考订史书之舛误
众所周知，美术家的传记对于美术史的研究极具价值，一是有助于探讨美术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成就；二是有助于鉴别传世美术作品的真伪；三是有助于确定美术家个人在美术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徐邦达固然在鉴定之余对历代书画家的个人传记进行考辨，但是，他在考辨的同时并不迷信前人的成果，十分注意纠正史书文献中的记载舛误。如对宋代大书画家米芾生卒年的考订，对于固有的三种说法：一是《宋史·文苑本传》记载米氏“卒年四十九”；二是蔡肇的《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铭》载其享年57岁；三是宋程俱的《北山小集》云米氏逝于宋徽宗大观四年。面对上述语焉不详的三种说法，徐邦达从晋人谢安的《八月五日帖》、唐人褚遂良的《临兰亭序》后面的跋文和印玺推断出米芾理应生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又兼米芾在宋徽宗（1101年—1126年在位）时才做书画学博士，所以57岁应该是正确的享年。由此即可证明《宋史·本传》的错误。
徐邦达关于运用流传书画作品考订书画家的生卒年，进而考订相关文献的舛误，相关例子尚可参阅徐邦达对元人柯九思的生卒年考订，指出清人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的记载失误。如许例子不胜枚举。
此外，对于古代鉴定大家的结论，徐邦达也并不完全附和苟同，根据自己的研究详加考辨，纠正了诸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误鉴。如今存上海博物馆王羲之行草书《大道帖》，元人赵孟頫、明人詹景凤都承认它是王羲之的真迹，徐邦达依据宋代才出现“散卓无心之笔”，并结合宋人米芾的书法进行比对，认为《大道帖》实出于米芾的临摹。年代越早，传世书画作品的数量就越少，对于早期书画史的构建就多由文献资料替代，实物与文献之间经常会出现龃龉。那么，作品的“名实”清理就十分重要。徐邦达以《古书画伪讹考辨》为代表的著述，集中体现了他在纠正前人鉴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
补缀史料之不详
无论《古书画伪讹考辨》，还是《古书画过眼要录》，都集中体现了徐邦达对被鉴书画作品从历史文化的立场进行深入研究的特点。尤其是《古书画过眼要录》一书，他对自己曾经过目的西晋到清末的书画作品，按照尺寸质地、作品释读、作品题跋、鉴藏印记、历代著录以及按语六个方面进行选择记录。书中按语部分，不仅记录了作者的鉴评意见，而且对作品中所出现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都结合相关史籍，进行扼要分析考订，补缀了诸多历史事实。
厘正以讹传讹之概念
书画史上至今尚有不少混淆不清的概念，如晋人王羲之的书法《兰亭序》传世有许多临本，其中的“神龙本”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元以前论《兰亭序》的，从未有‘神龙本’的名称。自杨（南宋理宗时的驸马都尉杨镇）、郭（元代著名书画藏家郭天锡）传世后，‘神龙本’之名方始喧传众口，这就是一桩奇怪的事情”。徐邦达对之进行考辨，认为“神龙”并非唐代帝王年号，此印玺可能出于南宋理宗时的杨镇驸马之手。此外，对于五代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最初是经元代汤垕断为顾闳中之笔，“李后主命周文矩、顾闳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余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闳中笔，与周事迹稍异，有史魏王浩题字，并绍兴印，虽非文房清玩，亦可为淫乐之戒”。徐邦达据其卷末下角的朱文“绍勋”二字葫芦印，敏锐地指出汤垕“绍勋”印误作“绍兴”印。“绍勋”印是该画卷中最早的收藏印章，宋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上印文一致，其主人应是南宋后期权相史弥远，此引文二字系指史弥远要克绍其父业之意。徐邦达的这一推断，受到当今书画研究专家的认可。类似的厘正在徐邦达的相关著作中为数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