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宽《谿山行旅图》，终至“无上神品”
台北故宫馆藏国宝级宋代名画 角落处暗藏画家签名
中国绘画笔墨随性挥洒，层峦叠嶂中的诗意家园尽现。山水间，浸透的是中国人的敏感心灵和微妙哲学。五代宋初，中国画中的山水画被推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北宋范宽就是其中一员大将。如今，台北故宫便藏有范宽的代表作《谿山行旅图》等宋画。就唐、五代、两宋绘画而言，台北故宫在数量上较北京故宫要多。以《谿山行旅图》为代表的北宋山水画珍品自然成了台北故宫的“无上神品”。而在学者评出的台北故宫十大国宝中，宋画就占了“三席之地”。
《谿山行旅图》
这幅画双拼绢本，淡设色，是高2.63米，宽1.33米的巨大挂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画幅正中央的一座高大的山峰，密如雨点的墨痕将饱经风霜的岩石刻画得十分生动。细线般的瀑布在高山深壑间飞泻而下，隐没在云烟缥缈的深渊中。一队商旅行进在摩天巨岩与深邃林莽间。这幅画构图并不复杂，却将山峰高不可攀的气势烘托得极其生动自然。
明清时期的著录里，没有提到画家的款印，不过历来收藏者对此画出自范宽确信不疑。最初，董其昌曾题有“北宋范中立谿山行旅图”十字。此后，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于1958年在画作上发现了“范宽”字款，确认此画为范宽真迹。
■ 国宝档案
北宋山水画“三宝”之一，明清时期曾受轻视
逍遥自得成隐士的范宽，一生沉吟于山水之间，落笔之处，山山水水已化为仙境。
1000多年前，范宽有感于终南山、太华山之景，绘出一幅好山水画《谿山行旅图》。耸立在中央的主峰，右侧有深谷瀑布，另一边是矮小的侧峰。中景与主山间，云气阻隔。山水禀造化之秀，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无穷之趣尽在其中。
在范宽的创作中，《谿山行旅图》将其自成一家的笔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北宋初期山水画代表人物的他，一开始便奠定其在中国画史中的地位，”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余辉指出，范宽及其作品此后一直被后代所尊崇。
《图画见闻志》中记载：“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又有元汤垕《画鉴》云：“迨于北宋，董源、李成、范宽三家鼎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之格法始备。”由于关仝生活于五代宋初，所以，后人达成共识，真正全面影响宋代及后世山水的宋代大家是———北方的李成、范宽和南方的董源，“范宽的画风影响后世许多画家，北宋画家郭熙也受其影响，”余辉介绍。
自然，范宽所绘之作也成了宫庭、文人雅士所藏之珍宝。北宋末徽宗内府就藏有他五十九件作品，大都是描写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山水。其中，《谿山行旅图》近来经学者考证宋代曾经钱勰收藏。明代初年便收藏在宫中，只是后来流入民间。明代，大鉴赏家董其昌观后题字。至乾隆年间，又入皇帝内府收藏。
当然，范宽作品也曾在明清时受到过低度的“轻视”。“明清文人画派中专门学范宽的比较少，不过，这也是画师要学的路数之一，当时文人画派更多地注重写意，这是明清时文人自发形成的变化、毕竟当时画坛需要一个变化。”
不过，在余辉看来，范宽和他的《谿山行旅图》是中国画中永远无法跳过的一笔。如今，深藏台北故宫的《谿山行旅图》连同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并称“三宝”。
■ 国宝故事
“行旅图”入徐悲鸿、林风眠慧眼
上世纪30年代，身为杭州艺专学生的李霖灿通过老师们及出版物等途径知道了范宽的《谿山行旅图》。
李霖灿的儿子李在中指出，“非常客观地来说，九百多年来，范宽这幅伟大的作品一段时间并没有被放在它应有的高度上。”
当时尽管是清宫所藏，但范宽的《谿山行旅图》并没被视为国宝，“当年被戏称为第一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因为看画的水平不算太高，他也不看重，实际上是看不懂这幅画。在他的眼里，这幅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画，最多也只能得个‘甲下’或是‘乙上’”，李在中表示，即使是在《石渠宝笈》上，对这幅画也没有多少特别的说明。
而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因为清室的垮台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而得到多少改观。
李在中指出，1935年故宫国宝出国往伦敦展览，在精选的175件书画作品中，《谿山行旅图》就不在其中。不但《谿山行旅图》没有入选，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也都没有入选，“而这三张画现在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平常都不太拿真品出来展览了。”
《谿山行旅图》文物价值的再次提升，在李在中看来与“中央博物院”的成立及时代美学的需求密不可分。
那个时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任务是保管及典藏清室文物。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则不同，它是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学者在一个书生报国的理想下筹建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非常特殊的学术合作关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是“中央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谿山行旅图》被从“冰箱”里搬出来，开始被重视，重新研究。同时由于这幅画是一幅彻头彻尾的写实写生作品，而不是注重写意、营造气氛的文人画，很符合上世纪30年代那个时代领导国内艺坛，如林风眠、黃宾虹、徐悲鸿这些留法回来的艺术家们的口味，“因此，那个时候艺专的学生们，在这些具有新思维的老师们的教导下，对这幅画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徐悲鸿对范宽简直是推崇备至，徐悲鸿曾说：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谿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对此，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余辉也指出，作为北宋四大家的范宽，其作一直被视为珍品，而徐悲鸿等一代大师的重视确实也将其提高到另一个高度。
在李在中的回忆中，当年其父李霖灿在杭州艺专读书时，他就带着一幅自己临摹的《谿山行旅图》。
宋代书画集体迁台
李霖灿，当年师从国画大师李苦禅。抗战爆发后，他随学校南迁到云南，曾在玉龙雪山下，对当地纳西族文化做过深入的研究。
南迁的不仅有李霖灿们，还有故宫的文物。文物南迁中，《谿山行旅图》神奇般地行旅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北京到了江南，再从江南到了西南，又回到南京。
此前，由于溥仪在退居内廷的13年中，以“赏赐”名义，将1200余件书画古籍珍品盗运出宫。因为是盗，所以多以手卷为主，册子较少，挂轴更少，因此文物南迁时五代两宋的挂轴就显得多一些。
此后，《谿山行旅图》等文物又由南京搬到台湾，由此也便形成台北故宫元以前画轴较多。而溥仪带出去的那批书画中，也有《谿山行旅图》的“兄弟”，范宽的另一幅作品《雪景寒林图》。从故宫被盗出后，流散民间，现在被天津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而在1949年以来，溥仪带走的约370件（其中元以前的约200件）书画又回到北京故宫，手卷形式的早期书画较多也成了北京故宫的一大特色。
1948年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开始撤离大陆。到了1949年1月，李霖灿便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文物来到台湾。
其中，迁台的书画文物，比起南迁时要差得多，但是重要的东西，大都被书法专家庄尚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这“故宫四大金刚”等专家所选中。那志良指出，由于起运之时，知道无法全部运出，故宫专家在选择时便定了一些“规矩”，圈定哪些为不打算运走的文物。
不打算运出的书画包括御笔书画，也就是清代皇帝们的作品，以乾隆为最多，由于艺术价值相比其他书画作品来说不高，没有尽先抢运的必要。散在各书画箱中的不计外，整箱装御笔书画的有26箱，计2424件。
此外，还有当年由法院扣押，另箱封存的594件书画，故宫专家也不能将其挑走起运。最终运到台湾的古画有3744件，包括《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在内的名画1234件，台北故宫也成了收藏宋画集中地之一，其中宋画中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
“行旅图”沿袭“沪上寓公”编排
故宫文物迁运到台湾台中后，暂时借台中糖厂的仓库贮存，李霖灿等职员及眷属们都住在合作旅社，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幸而，台中糖厂所有人都热心帮忙，很快就把宿舍修好。
从大陆来的李霖灿们，第一次住进“榻榻米”的房子，都感到新奇，就商量着在空空的室内添置些家具。有人主张仍然买高桌子、高凳子。又有人主张买竹桌、竹椅。因为这次来台湾，不会很久，买木家具，走时丢了多可惜。于是，大家决定买些竹器。“大家的想法是最多几个月,战乱平息后就回来了,没有一个人想到扎根于台湾.，”李在中指出当年父亲及其“战友”们的想法就是想过几个月再回大陆。
文物安顿好了以后，杭立武作为“教育部”部长，就由“教育部”呈请“行政院”，把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暂时合并为“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那时，李霖灿就是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办公处的人员。
“联管处”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编造运台文物清册，“《谿山行旅图》等文物至今还留有当年的沪上寓公的编排法，”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专家梁金生介绍。
梁家五代都与故宫结缘。爷爷梁廷炜到了台湾，而父亲梁匡忠和梁金生自己也在北京故宫负责文保工作。
在对台湾的几次访问后，梁金生指出，当年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时，清理箱子，首先将这万余木箱分为四大部门，并分别编上了四个简字作为代表。
其中《谿山行旅图》等书画在内的古物馆箱编成“沪字”，而图书馆箱为“上字”，文献馆箱为“寓字”，秘书处箱为“公字”。每箱文物，不但登记了品名、件数、附件，而且有详细的记载。而对《谿山行旅图》的记录，就记载了它的尺寸、质地、题款、题跋、著录、设色或水墨……
文物迁到台湾后，联管处为了向国人有所交代，也特别缔造一份各组运台文物清册，就是照“存沪文物点收清册”抄录的。于是，古物箱外“沪上寓公”这四个字仍然保留，并沿用未变。
900年后发现暗藏画家签名
矗立在画幅正中央的是一座高大的山峰，细线般的瀑布在高山深壑间飞泻而下，隐没在云烟缥缈的深渊中。一队商旅行进在摩天巨岩与深邃林莽间。
由于在这幅画中并没有明显的画家落款，几百年间，人们只能依据史料记载以及明代董其昌在画上的题跋来推测这幅画的作者。
李在中指出，此前尽管有董其昌的题跋，但那时还并不能完全证明这张画是范宽的真迹。董其昌在跋上写的是“北宋范中立谿山行旅图董其昌观”，“董其昌写的不是鉴定两字。而像董北苑的《龙宿郊民图》，巨然的《雪图》，董氏就写了‘董其昌鉴定’几个字。”李在中说。
然而在冥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谿山行旅图》是范宽的真迹。
这一辈子，李在中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是1958年8月5日。那一天，李霖灿从画的右下角树丛中发现了画家的签名。
“忽然一道光线射过来，在那一群行旅人物之后，夹在树木之间，范宽二字名款赫然呈现。”
李霖灿在回忆录中将那个激动人心的一刻化为了永恒。李霖灿指出，自己采用的是在考古发掘时最常用的网球法，才发现了范宽的签名。
不过，在儿子李在中看来，李霖灿找到范宽的签名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偶然，“在父亲一生中，他至少临摹此画有10次之多。因此，如果说他在画中找到范宽的签名是一个偶然，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偶然。”
李霖灿常对儿子说，找到范宽的签名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人够笨就找得到，“不过，他高兴的是千古之下，能与范宽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有这么一点笔墨因缘。”
如今，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宝级文物，范宽的这幅《谿山行旅图》每四年才能展出一次。而一旦展出，游客们都会循着树丛去寻找画家的签名，这似乎也已升级成为一种仪式。
美国展览扭转文化观念
事实上，《谿山行旅图》不仅让国人为之动容，也改变了世界对东方文化的认识。那缘于一次赴美展览。
台北故宫文物赴美展览，肇始于1935年。那时文物赴伦敦展览，很成功。美国方面也想把这批文物运到他们那儿展览。因为战乱此事未果。
1952年，美国生活杂志社亨利·卢斯来台访问，对赴美展览一事很感兴趣。后经双方协商决定赴美展出。最初，美国方面希望“中央研究院”把安阳出土的一些大件铜器运去展览。
只是“中央研究院”等机构考虑到这些铜器，本来就已破坏了，如果赴美中途辗转迁运，增加了破坏的危险，于是退出此次展览，而由台北故宫和“中央博物院”两博物院提选文物参加。
为此，台北故宫决定成立一个“展览审议组”，由王世杰、罗家伦两先生主持，书画类审议人员就有庄严和李霖灿等人。最后，庄严和李霖灿等研究人员挑选了112件名画。
1961年2月14日，中国农历除夕，一艘巨大的美国军舰停泊在雨雾中的基隆港。《谿山行旅图》等赴美巡展的23箱文物被搬上这艘军舰。这次赴美展览的展品规格之高，仅元代之前的古画就有90件，几乎囊括了运到台湾的所有绘画菁华，其中《谿山行旅图》、《早春图》、《万壑松风图》更是代表着中国古代山水画的至高水准。
当年，只有11岁的李在中在码头为父亲李霖灿送行，“大概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这个古物就已经全部上舰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准备要回家，回台中了，因为我哥哥还等着吃年夜饭呢。”
离开基隆港的李霖灿却身感责任越来越大，“近年来心情甚为恬静，这一夜我睡得不大安稳。”从基隆港出发的这天起，李霖灿就开始记日记，一直记了530天。
5月26日，一个雨天，台北故宫文物进行了华盛顿首展。其中最大的一个陈列室中都是国宝字画，尤以范宽的《谿山行旅图》巨制得天独厚，占据了来访观众的眼光。
也正是通过那次展览，“在大部分美国人心中，东方文化的主流由原先的在日本改为在中国，”李霖灿在日记中颇为《谿山行旅图》等中国古画感到自豪。
如今，《谿山行旅图》早已是“养在深闺不出门”了。1996年1月，当时台北故宫有意将范宽的《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以及汝瓷等稀世国宝借展到美国。不料，台北故宫门前随即便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为了让民众放心，台北故宫向媒体公开了赴展准备过程，并承诺回到台北后再安排归来展，接受民众的检验。
尽管台北故宫做了许多努力，但最终还是迫于舆论压力，将27件限展品中的23件收回，只安排了4件参展。号称镇馆之宝的三幅宋代绘画《谿山行旅图》、《早春图》、《万壑松风图》被禁止出岛。
本文感谢以下受访者：
李在中（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之子）
余辉（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
梁金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