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于家伯伯那套动作里缺少了某些东西。往常，他拉来车，扶我上车，总要送我去医院，被我母亲婉言谢绝后，他准会问：“钞票够吗？多带些，方便……”要强的母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向他借一些。但是，到了发工资，哪怕再晚，也要敲开他家的门，把钱还给他。老辈的人，彼此之间是十分了解的，尤其象他们这些从小本经营中熬出来的人。
于家伯伯年轻的时候，据说十分巴结。他先是在十六铺那家大南货店学生意，后来，赚了钱，选了这间朝南的店面，开了爿两开间的南货店。正当他生意做得火红，解放了。大合作那年，他店里派来一个年纪轻轻的公方经理。那经理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于家伯伯把阿胡子当大领导。要不是那个爱哭的阿文，于家伯伯和阿胡子定会非常融洽地一直相处下去。
阿文似乎不会用语言、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主张和要求。八九岁的男孩，一大哭三六九，小哭天天有，边哭，边跺地板。他的哭，还不易被制住。有一次，他竟断断续续哭了六小时。阿胡子的涵养应该说是极深厚的，他竟然能够在这往往是突发的惊心动魄的哭闹声中做到银货两讫，一丝不差，只有当自己心情欠佳时，才会略皱眉头，轻声地问：“老于，阿文今天怎么啦？”“嘿嘿，设事，没事，什么事也没有，他，他就喜欢作爹作娘……”于家伯伯赔上笑脸，略带歉意地向阿胡子解释。阿胡子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于是，于家伯伯笑笑，转身向店堂后走去。一阵闷雷似的楼板滚动声后，阿文呼救命似地喊了起来。我知道，于家伯伯是从来不打小孩的。母亲打我打狠了，我总会想起他。那些年，我是多么羡慕阿文啊。不一会，阿文的哭停了，又过一会，于家伯伯胖胖的脸上挂着微笑，从后面走出。再过一会，眼睛红肿、脸上皱出“萝卜丝”的阿文也抽抽嗒嗒地从夹弄里出来，手里拿着张一元或五元的钞票，兜到店堂前，在阿胡子手里买包蜜饯、咸橄榄、山楂片什么的……这时，于家伯伯总要用眼梢梢偷偷地瞄一眼阿胡子的脸色。
那天去医院；滴注了一整天的补液，打了针阿托品，到次日晚上我们才回家。大姐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父亲多年不用的“老坦克”，链条早没有了。它不能骑，但推人还是很有用的。母亲跟在我们后面。我们慢慢地在浓浓的夜色里行进。经过一整天的折腾，我疲乏得很。我用右手抱住车座垫。合上了涩重的眼皮。车胎是破的，凸出的部分滚在平滑的柏油马路上，很有节奏地发出格楞格楞的声响。那声响，很耐听，象摇篮曲。柏油路走尽了，破裂的车胎开始在蛋格路上跳跃。肩膀感到了一阵阵的牵痛，“我努力克制，离家不远了。隐隐约约，我听见母亲惊异的声音：“咦，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出了什么事了？”那年月，每个人的神经都格外脆弱，尤其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几乎象一只已有裂缝的玻璃杯。我忙睁开眼。我家门口围着十几个人。那时约八点，一个寒冷的冬夜。
大姐和母亲加快了步伐。大姐紧张得龙头也把不稳了。人群围着一辆由自行车改装的、旁边有个船型拖斗的收尸车。黑白相嵌的收尸车，车身上新刷的红漆宇“破四旧，立四新”，在惨淡的星光下显得格外的触目。我的汗毛耸起了，背脊上冒出了汗。母亲抛下我们，慌慌张张独自奔去……大姐抖索着不敢把车子推向家门。一阵骤起的令人心碎的哭声从于家那条狭狭的夹弄传出，在冷冽的夜空中扩散，震荡。哭声拥着一个担架。我呆住了。
“砰！”一个瓷器的东西摔在石阶上，碎了。那车，在蛋格路上挣扎。船型的拖斗，随着车的颠簸发出了嗝吱嗝吱的声响。
于家伯伯是用他自已那根使用了几十年的裤带“放松”的。据说他屡次给阿文大票面的钞票，有人向上反映了，中心店那帮造反夺权的青年艺徒便例行公事地将他叫去查问，他便因此自戕。我却觉得，他是受不了阿文的哭，还有阿胡子的铁青的脸色，才死的。
于家伯伯死，我没有流泪，只是全身心沉浸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空旷而又深邃的境界里。这个境界一直深藏在我的心里，并时常地出现。
于家伯伯以前常常对我母亲说：“弟弟乖。”弟弟，是家里人对我的呢称。从我懂事起，人们就这么喊了，以后从家里流传到社会。直到现在，我的上唇长满了又粗又硬的胡茬，比我年轻的老邻居还在喊我“弟弟”。我家隔壁有位邻居。当他还在孩提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叫他“雄狼”，据说，他吮奶的劲道特别有力。他母亲预见他是个好劳力，非常喜爱他，“雄狼雄狼”地喊，夹着赞赏的意思。后来，“雄狼”长大了，到了上海，那昵称也被带到了上海。他讨老婆，老婆也跟着叫“雄狼”。“雄狼，吃饭了！”“雄狼，拎水去。”“嗯。”他轻轻应了声，倒象兔子叫，按照爱人的吩咐去吃饭，去给水站拎水。那时。我刚懂事，听人家“雄狼，雄狼”地叫，真担心这个头发留得很长，乘凉的时候总是默默抽着勇士牌香烟的男人，会突然跳起来，给那些出言不逊的人一顿巴掌。然而，不用我担心，“雄狼”的狼性似乎早已退化了。他见人家喊，不是默默地朝人家点点头，就是向人递上一支勇士烟，然后轻声轻气地和人家拉家常。“雄狼”，是他的昵称，但这种昵称，我不喜欢。听于家伯伯说我乖，母亲总是答以一笑，无可奈何而又欣然。虽然在别人面前能够如此平静，可在人后，在不顺心的时候，她便用手指狠戳我的额角骂我“讨债鬼”。母亲不顺心的日子是很多的。
母亲骂我“讨债鬼”，其实有点不切实际。除了必不可省的医药费，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从一岁到我十八岁工作，我向她讨过的零化钱，不足人民币贰元钱。贰元钱，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哪里算钞票，我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拿出多二十倍、二百倍、二千倍的数目。因为我知道钞票在看病时的重要性，因此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总准备着哪一天要去住医院，要化大笔的钱……这几乎成为一种病态心理。我明明知道，那种担忧是多余的，但是，我还是这么想。那镂心刻骨的疼痛，我实在不敢再领教了。一钞票可以止痛，这恐怕又是不易被人所理解的，正象我的某些生活习惯不易被我的朋友理解一样。
我和一个朋友一块出去。我的皮鞋带断了两次。鞋带断了，即使涨红脸，我也要弯下腰去打结。膝关节肿着，不能弯，给已经很短的鞋带打结，确实有点麻烦。第三次，鞋带又松了，我刚要弯下腰，朋友有意见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唉，你这个人啊，也真是的。”我见他突然变色，好久不能理解。“扔了，扔了，去买一副！”“去买……哪里买？”我说，好一象这老西门是荒山野地。旋即我忙补充说，鞋带结上，还可以用一段时间，长裤脚管一遮，别人也看不出……朋友愤愤然撇开还在饶舌的我，“径直朝马路对面的烟杂店走去。”一副皮鞋带！“他对营业员说。我要付这四分钱。他不依。我所以不舍那根断鞋带，并非是缺四分钱。我想解释，却麻利地掏出一张崭新的拾元钞票，朝营业员扔去。挺刮的人民币，在姑娘面前划了条抛物线，掉在柜台底下。姑娘吃了一惊，眯眼也瞪大了。直愣愣地看着我。是啊，我本不应用这么大的力气啊。”买，买两块中冰砖。“看她好不容易忍住了笑，我的脸”刷“地红了。在换鞋带时，我又犹豫了。旧鞋带怎样处理？扔了好还是收起来？最后，我还是把旧鞋带藏进了口袋。挺起身的时候，我说：”那鞋带结棍！“结棍？鞋带？好在朋友没留意。
不过即使在意，也只能由他了。总不见得告诉他，那年，我皮下出血，屁股肿得象只钢精锅，母亲在付药费的时候。偏偏少了两块半冰砖的钱，她换了两部电车回家拿钞票，让我趴在走廊那只长凳上，惹得被一个外地小姑娘摸我的屁股。那抚摸，轻轻的。我以为是母亲，一侧脸却见是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姑娘，很秀气。她见我醒了，高兴地喊了声“大”。那时，我十二岁，朦朦胧胧已知道了些男女之间的避讳。我忘了痛，只感到难为情。转过身去检查自已的服饰。不知怎样，我感到有点自惭形秽——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有这么些意思，在一个外地小姑娘的面前。汗衫，还是九岁那年买的蓝色小翻领，经多次洗晒，弄得“网眼”点点；吊在身上，一动就会露出肋骨以下的那段白肉以及肚脐眼。裤子是哥哥肥大的平脚裤。那天，臀部的血肿肿得突然，痛得厉害。母亲中午回家，饭也没有吃，就匆匆让我换上哥哥的平脚裤，又匆匆把我背到了医院。那小姑娘，大概是以为我昏过去了，要不，就是对我屁股上那凸出的圆包感到兴趣。她带着苦涩的表情看着我，而我只顾自己不断去扯那肥大的裤腿，扯了这头，又露出了那头，总怕她看见什么……我在心里骂母亲，怪母亲，怨母亲，盼母亲。这时我真正觉得我的病是厉害的；是不简单的，是要性命的，同时，更觉得一元钱是神圣的，不可或缺的。要不是当着一个小姑娘。我真要号啕大哭一场，哭我这条命——象结了又结的旧鞋带一样的疙里疙瘩的生命！
对小姑娘。我自幼很张惶，尤其对那些出生在有钞票人家、长得漂漂亮亮的白皮肤小姑娘，因为，我从学会走路开始，一到夏天便赤膊。身上只有以肚脐眼为中心的一段地方是白的。所以我很怕见白皮肤的小姑娘。
那时候，我趿着自制的厚厚的木拖鞋，在蛋格路上满街地跑。木拖板敲击蛋格路的声音真清脆、真响亮。如有可能，我真想再次领略那声响。一双木拖板的声响如此悦耳，当一支浑身晒得乌黑、趿着木拖板的队伍，向一个“目标”冲击的时候，那种整齐清脆的声响，简直美极了。而那时，这种“目标”又这样多：某某被批斗了；某某父子打架了；某某的自行车胎被放掉了气；某某脚踏西瓜皮仰天滑了一交……
我喜欢穿木拖板在水里荡来荡去。附近的黄家路一带，地势低，每次下雷雨，就涨成小河。有脚盆的人家，把脚盆放在水面上。那种腰子形的脚盆，象舢板可以坐两个人。我家没有腰子形脚盆，只有一只小脚桶，面盆般大。因此，我还是喜欢穿着木拖板在水里荡来荡去。母亲回家，我的木拖板早就干了。
我出去玩，从来不穿跑鞋。跑鞋只有在去学校时才能穿，再说，多穿了，脚上有股气味。现在，我有点敬佩当时的自已。我竟然穿着木拖板去旱桥看火车，去外白渡桥看轮船。我们还计划游遍上海的山、河、岛。山，就是佘出；岛，复兴岛；河是苏州河，我早去过了；我还想去看龙华的塔。踢踢踏踏，三两同好，结伴而行，口干了，就寻自来水，见水龙头旁没有人，就把木施板握在手里，嘴巴咬住龙头，让自来水朝喉咙哗哗地流。要是突然来了人，转个身没命地逃。那时，身体略有好转，就忘了痛痒，以为自己从来就没有病。老是记住病，怎么活下去啊。
现在，我的右膝关节、左踝关节屡次出血，关节腔粘连，趋于僵直。每当由于关节不能如意伸屈、上下楼极为困难而变得心烦意躁时，每当下肢关节急性发作，而又不得不外出的时候，我总会忆及儿童时代的那一幕幕。每当四肢健全的路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眼神时，我就在心里耐心说服自己——甚至还想不服气地向人们解释：在十二岁前的多数时间里，我是能够疾步如飞的，尽管我的左小腿差点被锯掉。
我的左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差点被锯掉，是由于木拖板的缘故。那天，我和我童年时代的“启蒙老师”、年长我八岁的光耀去龙华看飞机。在斜土路那家门口堆满锈钢筋的工厂前面，我木拖板上的帆布带断了。“启蒙老师”提议返回“大本营”，而我执意要前进。我对他是无限崇敬的，我想，不能因为我而坏了他的兴致。光着脚没走几步，我的大脚趾不留神踢在一块锈迹斑斑的钢板上。血，鲜红的血顷刻从裂开的口子里泉水似地涌出。我吓得心怦怦乱跳，手脚也冷了。我见不得血，它包孕着无穷的灾难、责骂、疼痛、贫困……飞机是看不成了，而我却需要立即有架飞机把我接回去。光耀慌了。关于我的种种，他太熟悉了。平时，他叫我“赵子龙”。在幼年，他就能背诵《古文观止》，四年级，他把《三国演义》看了五遍。他非但知道刘备的母亲姓甚名谁，而且还知道赵子龙是由于一根绣花针戳破皮肤流血不止而死的。光耀平时天文地理，口若悬河；锦囊妙计，层出不穷，这次却束手无策。他一个劲埋怨我，并指着明晃晃的太阳发誓，以后再也不带我出门。我愧疚得只差跪下。我是向来崇拜他的，现在，他不要我崇拜了。乐极生悲。我忘却了万事不可过分高兴的道理。人一高兴就会有痛苦（我至今仍这样想。因此，人们不常看见我的笑容）。为了赎罪，我随手从地上抓起把灰土。咬紧牙关，往伤员按。伤口火辣辣地痛。而我想，现在重要的不是痛不痛，而是怎样不使“启蒙老师”失望。喷泉似的血，被堵住了。我踮着脚，一个俘虏似地跟着“启蒙老师”慢慢地往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