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界到底怎么了？
近年来学界抄袭的论辩此起彼伏，不管是否抄袭，也不管论辩双方的心态如何，此事至少说明我们需要追问抄袭者的“罪恶”，我们仍然具有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勇气。
不久前，书法教育界某“人物”谎报夸大学术成果，侵犯他人著作权，被林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上午有两位京城书法家来寒舍小坐，告诉其师将十数名学生辛苦所著为自己‘著述’并于书界教育界堂皇标榜，已荣获‘某某成就奖’事。笔者因此前于启功先生处早已有所耳闻，故不觉惊讶，只是看过学生随手带来的近三十多本‘书法著作’后，知这些学生积数年之劳所著的上百万字，竟被其师一网尽收（悉入自己“著述五十余种”的煌煌成果之中），仍然为其师的厚颜不惭而感到无比震惊。”林岫的这段文字，刊于2009年12期《书法》杂志，笔锋指斥当代书法教育界某些“潜规则”。
林岫的无情揭露，无疑彰显了一名知识分子对学界劣迹的厌恶，对低俗人格的轻蔑，对虚假行为的痛斥。然而，与文学界以至学术界的反抄袭行为相比，林岫的打假就显得有点孤军奋战了。
代笔、横向取法，这两个在书法界熟视无睹的词语，印证了书法界的种种寒冷。某名家的作品供不应求，便请代笔者“代劳”，明目张胆地向市场输送伪劣作品。要么就进行智能犯罪，将假作品送入堂皇的展厅，以此混淆视听，蒙混过关。要么就借助拍卖行，把假作品拍成天价，招摇惑众。让人忍不住喝问：书法界究竟怎么了？
一个时代病了，洞穿道德底线，在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社会里，谦逊的风格，律己的作风，朴素的追求，淡泊的情怀，高雅的趣味，纯洁的理想，一一随风而逝。林岫是当今书坛难得的清醒者，她清楚，我们的社会一旦失去了这些美德，稳定远矣，和谐远矣。真正热爱书法艺术并祈愿书法艺术健康发展的，应该不独林岫一人；看得见和读得懂书法界学术腐败的，也应该不独林岫一人，唯她不能容忍这些直令斯文扫地的行为继续玷污书坛，难道我们不应该理解她的勇气和苦心吗？
林岫的声音足以让我们沉思、反思，但在被欲望异化了的现实，林岫反而遭到无端的指责甚至谩骂。一名有忧患意识的读书人，理应对所见的学术造假提出尖锐的意见。一个开放、进步的社会，从来不拒绝批评。文明的社会，仰赖于外部力量的审视、监督，才能逐步走向真正的平和。书坛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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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12《书法》杂志（第22－23页）载林岫《紫竹斋艺话》（三十九），以下为原文节选：
上午有两位京城书法家来寒舍小坐，告诉其师将十数名学生辛苦所著攫为自己“著述”，并于书法教育界堂皇标榜，已荣获“某某成就奖”事。笔者因此前于启功先生处早已有所耳闻，故不觉惊讶，只是看过学生随手带来的近三十多本“书法著作”后，知这些学生积数年之劳所著的上百万字，竟被其师一网尽收（悉入自己著述五十余种）的皇皇成果之中，仍然为其师的厚颜不惭而感到无比震惊。
其师标榜自己“积数十年学问，著述五十余种”云云，本身就十分异怪。据其学生统计，若包括套书的册（本）数在内的话，“著述五十余种”共有六十余册（本）。也就是说，若按一年著述一本的话，大约需要从幼儿园起就开始著述；果真如此，那么弄不明白的是，他“积数十年学问”之后著述的究竟是最后一本，还是前述的哪一本书呢？
随意检出一本《书法释疑》，中辑十数位书法家的心得论述，稍有知识的明眼人都知道此书绝非专著，焉得统归于一人名下而为其“著述”？又见举众人之力而成的工具辞书《章草字典》之类，也尽纳入个人“著述”，真不知其中的《居延简》、《西晋残纸》、《敦煌遗书》等是如何幻化成自家著述的？又碑版墨帖图录之类，纵附有简单说明文字，若无考订核校发现论证，应属编录；自行标榜为“著述”，依据何在？
评职称，论证学位点或导师资格等，都必须呈报学术研究成果（论著、编著、译著等）清单，严格的呈报应该同时附送清单上所列举的正式出版物。奇怪的是，十几年来本应严格审核著述出版物的重要环节愈来愈加松懈，教育主管部门竟然对某些“书法大家”的呈报“一路绿灯”免审，连门徒的，乃至门徒弟子的著述一并打劫的事也无人管，不知算不算纵容学术腐败？
随即打电话请教中国书法家协会某位领导，问议决“某某成就奖”前著作审核情况，答曰“根据他个人申报材料，无须审核”；问“为何无须审核”，答曰“该大家乃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所批顶级导师，头衔甚多，获奖亦甚多，不仅书法界的‘特别贡献奖’，还有这奖那奖的，大概以前都审核过了吧”；又问“如果一开始呈报材料就存在虚报，又未加审核，后者皆信前不疑，难道将永远假下去吗”，答曰“那么多奖都已经颁发过了，弟子都这么多了，名声在外了……”看来，头衔获奖越多，弄虚作假愈是安全，真“灯下黑”是也。
如果社会公众也人云亦云地认为或认定剽窃打劫与“导师”级无缘，翻转过来，著述权既然划归“导师”所有，社会公众反认定这些弟子们侵害其“导师”的著述权，是非颠倒，不知是吾国文化界（当然也包括教育界、书法界）的大幸还是大哀？
言谈之中，笔者想起北宋的欧阳修来。此欧阳公当非彼公，因为能让人肃然起敬的欧阳修，起码是一位尊重事实。不窃他家果子挂自家树上的君子。
据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记载，欧阳修奉旨修撰《唐书》，因平素政务繁杂，实则只专修了《记》、《志》两个部分。《列传》部分工作量极大，统归尚书宋祁修撰，朝廷认为一书出于两手，体例不能统一，遂诏令欧阳修详审《列传》部分，也就是说，可以删修宋祁所修撰的部分而为一体，只要他欧阳修动动笔，稍作修改，署名小意思，得个撰著史书的头名大功自可名扬千古。欧阳修虽然受命，却退而叹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不予修改），及至《唐书》撰成，上奏朝廷，御史“告知旧例修书，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余下只署张三李四“等奉赦撰”。当时参与撰史者独欧阳修官位最高，理当署名于前，余者统统列入“等奉赦撰”，这时欧阳修顺水下舟，立即可以名利双收，然而君子见利，先思仁义。欧阳修坚辞不允，曰：“宋公（祁）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于是《唐书》的《纪》、《志》书欧阳修姓名，《列传》皆书宋祁姓名。
好一个“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非己功而不受赏，非己著而不倚势夺名，这一点，应该无论什么层次的文化人都应恪守的道德底线，史书署名素以官大压人，唯《唐书》，自欧阳修始，首开以撰著者标明的先例，对著作者权益的尊重，应视作社会文化认知的进步，以官大欺压下属或平民，以师威挤兑门徒弟子，至于“掩其名而夺其功”，古之不耻，今之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