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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王铎书法《鹤林甘露轴》、《游沐涧寺》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解放网 发布者:解放日报
热度1278票 浏览1624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9月20日 10:20

        行书《鹤林甘露轴》的创作年代

        曾有朋友发来电子邮件,要我就王铎行书《鹤林甘露轴》的创作年代谈谈看法。这是一件我熟悉的王铎作品,当年曾为之写过一篇短文,但是出现了一点错误,值此机会正好作点说明并加以改正。

        《鹤林甘露轴》,我第一次见到是在2006年,但因为见识狭隘,解读时误将此轴理解为王铎录写自己的一通信札作成的书法作品。图录出来后,我的朋友、台湾学者吴国豪先生来电告知,此轴所书不是王铎自己的信札,而是临写米芾的《鹤林甘露帖》,荣宝斋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第38卷收录了这件作品。我找来《中国书法全集》第38卷比较,发现卷中收录的这件在清代康乾时期曾是大收藏家安仪周的藏品、并被安氏著录在他的《墨林汇观》中(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P331)的《鹤林甘露帖》,是被编者判为米芾伪作列入卷中作备忘的。经过比对还发现,王铎的《鹤林甘露轴》与“米芾”的《鹤林甘露帖》在内容上也有出入,而《鹤林甘露轴》无论从结字用笔还是所用的板绫来看,都是一幅一目了然的王铎真迹,这说明王铎当年所临并非此帖而是另有所本。王铎书法宗二王,尤其钟爱王献之,他学王献之选择的途径就是由米芾一路上溯,他是吃透了米芾的一代书法大家。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王铎的《鹤林甘露轴》当年所临正是米芾《鹤林甘露帖》的真迹。感谢吴国豪先生,使我增益了知识。

        这是题外话,现在我们来谈《鹤林甘露轴》的创作年代问题。

        《鹤林甘露轴》,绫本,立轴,纵167厘米,横50.5厘米。通轴书法结字严谨,使转自如,虽为临帖之作,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从容的态势,貌貌然有才子气。但是未落年款,署名之后,钤名章和“大学士章”。

        其实,王铎将《鹤林甘露轴》的创作年代包含在“大学士章”里了。

        众所周知,王铎出身贫寒,自从天启二年(1622)以殿试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后步入仕途,屡屡升迁。而对于每一次重要升迁,他都会刻一方章,钤于此后创作的作品上。王铎看重名分,个性如其书法一样张扬,尽管生逢乱世,一生中有许多时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但他依然这样,不刻意掩饰自己。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仕清以前的作品上。

        比如钤“少宗伯印”。“宗伯”自古就是官名,为六卿之一,“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其职掌自先秦的周朝一直到汉、晋、南北朝都与后来的礼部尚书相同,所以礼部尚书也称作宗伯或大宗伯,礼部侍郎则称为少宗伯。王铎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二十六日出任崇祯朝礼部右侍郎,不久他就刻了“少宗伯印”并频频钤于他的作品上。但是从崇祯十三年(1640)的秋天开始,不见他在作品上钤“少宗伯印”了,因为,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他受命出任南京礼部尚书,也就是说他由“少宗伯”变成“大宗伯”了,怎么还会钤“少宗伯印”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见他钤“大宗伯印”的作品是从崇祯十三年秋天以后开始的原因。

        那么,《鹤林甘露轴》作于什么时候呢?

        纵观王铎一生,共两次被授予大学士衔,都是南明弘光朝授予的,这是因为1644年5月,王铎对当时的福王后来成了南明弘光皇帝的朱由崧有救助之恩。第一次于崇祯十七年(1644,弘光元年)五月三日,授东阁大学士;第二次于同年八月六日,授文渊阁大学士,两次相隔仅仅三个月。授文渊阁大学士时,他还被加太子少保衔、授户部尚书职,于是他先刻“大学士章”,再刻“文渊阁大学士”等章。然而仅仅过了十个月,随着朱由崧被执至杀,南明弘光朝就被推翻了,王铎刚刚得到的两个大学士身份旋即成为历史。而在清顺治朝,虽然他曾于顺治八年(1651)七月二十四日己亥(公历9月8日)因“内院缺员”经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的提请,王铎与陈名夏、陈之遴、高尔俨、孙承泽、胡世安一起作为大学士人选获得提名禀报顺治皇帝,但是名额只有一个,顺治皇帝的裁旨是:“著陈名夏以太子太保补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王铎等五人则维持原职衔,之后不到五个月他就因病去世了,所以,王铎并没有在清顺治朝获得过大学士衔。因此,王铎作品中凡钤“大学士章”或“文渊阁大学士”章的,都是作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到清顺治二年(1645,弘光二年)五月这一年时间内。入清以后,他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钤“宫保学士”印,因为王铎仕清后于顺治三年(1646)被清廷“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顺治六年(1649)岁末又以恩诏被加太子太保衔,但是不可以他也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中钤“大学士章”或“文渊阁大学士”章,因为那样即使不被视作眷恋前朝,也会被认为是对顺治帝“著陈名夏以太子太保补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圣旨的违逆,那是犯大忌的。所以,行书《鹤林甘露轴》的书写时间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至清顺治二年(1645)即南明弘光元年至弘光二年之间。

        从“游沐涧寺”钤印看王铎晚年心态

        《游沐涧寺》作于清顺治丁亥年,时年王铎56岁。绫本,纵256厘米,横53厘米,行书王铎自作五言诗一首,名章以外另钤一方王铎的闲章“烟潭渔叟”。顺治丁亥即1647年,这是王铎仕清后的第二年,其时他以弘文院学士充殿试读卷官。王铎是前朝礼部尚书,出任殿试读卷官也算合适,一肚子的学问连同满腹牢骚在吟诗作书之外又多了一个倾泻的地方。可惜不是常设职事,读卷完毕,他又闲了。

        他回到了老家河南孟津,在乡人的陪伴下游览了邻县沁阳沐涧山上的沐涧寺。走在山坞小道上,耳边不时传来樵者隐隐约约的说话声,令王铎感到亲切,内心唤起的愉悦让他暂时忘却了索居紫禁城里所遭受的满人猜忌、汉人嗤鼻。孟津是他人生的起点,30岁那年(1621,天启元年)他在开封府乡试中试后离开孟津,心气与才智都极高的他却生不逢时,其人生列车从此就像驶上了一条挖掘不止的公路而全程颠簸,最终因为没有死于晚明乱世且无奈地仕于清廷而染污一生。对仕清一事,他自有委屈无数,但在那个时候与谁去说?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说他“既入北廷,颓然自放”,“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是对他当时状态的真实写照。精神的压抑改变了他的心态,痛苦淡泊了他的心境,所以仕清七年,官品虽有升迁,他却无意为政,所作所为无非书法和吟诗两件事,一生中诸多传世作品却出于这一时期。

        《游沐涧寺》即为其中之一。其实,游览沐涧山在其一生游历中不过平常一游而已,换作别人或许壁涂“到此一游”就算遣兴了,然而王铎却被樵夫的乡音拨动情弦,从内心深处打动了他。这位书生气十足的书法家悟性不在政治而在艺术,由此可见一斑。诗为纪游,朴实无华,书法也不作刻意追求,亦行亦草,任意挥洒,行笔间浓淡枯涩乃至涨墨并施,呈现的是一种淡泊心态。而最能反映他淡泊心态的是那一方“烟潭渔叟”印章。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则有“嵩樵”、“十樵”等十余个,“烟潭渔叟”是他晚年常用的号。以目前所见,至晚在4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钤“烟潭渔叟”印了。47岁就把自己看作是老年人对今天的人来说难以理解,但在古人却是常见的事,而在古代文人中尤不足为奇,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言,“老夫”那年多老?40岁!但是王铎47岁钤“烟潭渔叟”印并不完全是平常心态,多少有点士大夫式的矫情。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确知王铎以“烟潭渔叟”四个字作自己闲章的出处和用意,但是品味起来那个“渔”字应该是关键。我们知道,王铎并没有“业渔”的经历,所以“渔叟”不是实指而是况比,其用意与柳宗元那首著名的《渔翁》诗大约相仿佛,有一种淡泊名利、逍遁人世的无奈意味。但是四五十岁时钤这方印与后来晚年钤这方印在用意上是不一样的。前文已经叙及,47岁前后他曾几度升迁,每一次升迁他都会刻一方印,如“少宗伯印”、“大宗伯印”、“大学士章”等等,那个时候他还看重名分,因为那时是“大明”,是“国朝”,他是堂堂正正的“国朝大员”,有一种骄傲在心里。但是降清仕清之后一切都变了,虽然他仍然被清廷委以高官,但毕竟是“仕清”,底气到底不一样了,他知道变节对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名誉来说意味着什么。加之满人的猜忌、汉人的嗤鼻,使他彻悟如大病初愈,看什么都平淡了。这时候钤“烟潭渔叟”印,就不是发矫情,而是钤出了真实心态,况且,他已确为“叟人”。所以,这方印晚年他用得最多,一直用到老去。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王铎内心的痛楚,看到了蒙在淡泊外表上那一层浅浅的惨淡色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意识到心里的痛楚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所以死前遗命亲人“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以致在他身后几百年里人们只知道王铎死于何时,却不知道他葬于何处,这样的归宿为后世留下种种猜测,论家也多有说法,我们且搁置不谈。世上没有不朽的肉身,对于王铎这样的大艺术家来说,归于无踪,即归于大有,有作品传世就什么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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